北大教授郭新彪：要先治理對健康影響最大的污染物

最近兩年，每到冬天取暖季，北方特別是北京的居民還是會擔心灰霾肆虐。但與前幾年相比，大家直觀感受到北京的藍天天數多了不少。有人就問，現在空氣質量改善，那生病的人數是不是也就相應減少了？

10月26日，《環境與生活》雜志記者來到北京大學醫學部，就大氣污染與健康的相關問題采訪了郭新彪教授。

郭新彪教授是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及環境醫學與健康分會主任委員和室內環境與健康分會副主任委員。郭教授的研究方向為環境醫學和環境毒理學。近年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環境污染物，特別是空氣污染物的暴露和健康效應評價、環境健康危險度評價和環境健康促進方面。郭教授曾主持國家“十一五”科技支撐計劃重點課題“機動車尾氣對健康影響的評價技術研究”，還擔任過國家“十二五”863計劃項目首席專家。

針對空氣質量好轉，生病人數是不是減少的問題，郭教授解釋，“我們做的疾病負擔研究，主要是分析大氣污染相關的死亡人數。疾病統計指標里有門診人數、住院人數和死亡人數等，而死亡人數的統計是最權威和可靠的。”郭教授透露，通過計算死亡人數能夠明顯地知道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在減少。

今年6月30日，郭教授與其同事黃婧、李國星和潘小川共同署名，在英國權威醫學刊物發表了《中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健康效益：全國空氣質量監測與死亡數據分析》一文，該論文總結，通過2013年至2017年為期5年的空氣治理，全國74個重點城市大氣污染相關的死亡人數，減少了4.7萬人，壽命損失年減少了71萬年。

“這個研究是對宏觀政策效果的評價研究。”郭教授說，“一般我們老拿顆粒物或其他污染物濃度降低來說事，而這一次是從政策對健康影響的改善這一指標來衡量。衡量空氣污染治理是否有效果的標準，就是它是否保護了健康。”

《環境與生活》記者接著問：“大氣細顆粒物污染與哪些疾病有相關聯？”郭教授笑了起來，反問記者：“我倒想知道大氣污染與哪些疾病沒關系？”

郭教授說：“現在的研究狀況是，除了大眾熟悉的對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影響，大氣污染對人體的許多系統都有影響。要想回答只與什么疾病有關系，是很難的。所以，我們要反問一句，大氣污染與哪些疾病沒關系？當然比較確定的是對呼吸系統、心血管系統、神經系統以及內分泌系統等的影響。實際上，大氣污染物是一種全身性的毒物。”

中國地域廣，有人認為“不同地域的人受顆粒物污染的健康影響有差異”。對此，郭教授解釋：“主要是與當地的污染類型有關，與南北方的地域無關。”他進而舉例道：“比如北京的PM2.5是混合型的，而有些地方的PM2.5主要是燃煤型。”他列出數據加以比較，2014年北京市環保局第一次發布本市PM2.5來源解析研究成果，在全年PM2.5來源中，本地污染排放貢獻約占七成，其中機動車尾氣排放約占1/3，燃煤占兩成多，工業生產和揚塵占1/3。今年初公布的2017年北京市PM2.5來源解析顯示，燃煤源所占的比例已經降到3%，退出主要貢獻源行列；而移動源污染占到45%（其中柴油車貢獻最大）。過去和現在，北京污染的類型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

郭教授還提到，PM2.5對健康的影響還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與溫度、噪聲有交互作用），也存在個體敏感差異。但“這不是最主要的，主要還是與污染類型有關”。

那么，顆粒物有哪些關鍵毒性成分？郭教授答道：“顆粒物既可以是固體也可以是液體，它是混合物，有毒成分很復雜。其來源不同，成分也不一樣。比如源于機動車、自然揚塵或燃煤的污染物，它們的成分差別很大。作用有化學的、物理的和生物的。”

他還進一步分析了PM2.5與PM10、PM0.1對健康影響的差異。郭教授說：“不同粒徑的顆粒物，其進入呼吸道的部位有差異，引起健康的風險也有所不同。大一點的顆粒對上呼吸道的影響比較大，而細的顆粒就有可能進入呼吸道深部，它吸附的東西更容易進入血液，對心血管系統產生影響，進而引起全身性的作用。”

郭教授舉例說明：“以前煤煙型污染嚴重時，粗顆粒物比較多，伴有二氧化硫，大家直觀的感受是鼻子里經常黑乎乎的，咳嗽的人特別多。現在哮喘、心血管問題多了，可能與顆粒物越來越細有關。”

曾有研究者就PM2.5污染與每日死亡率的關系做過一個中外對比，對比顯示，與美國、日本比較，我國PM2.5與日死亡率的暴露-反應關系系數，大致只有美日的一半。這是否說明，中國人更能扛PM2.5，而外國人更易感？

郭教授以肺癌為例加以解釋。“國外的研究結論是在低濃度的環境中得出的。我國主要是在高濃度的地方進行研究。各自的研究沒有共同的濃度范圍，所以沒法進行同一水平的比較。這很難說誰更敏感，誰更能扛。對不同流行病學研究結果的綜合分析后確實發現，與低濃度PM2.5范圍相比，在高濃度范圍內，每單位PM2.5濃度所導致的人群死亡風險有所減小。盡管科學家們還不能解釋出現此結果的原因，但該結果與中國人更能扛PM2.5毫無關系。但是，從動物實驗來看，并沒有得出高濃度不敏感的結論。比如給動物暴露不同濃度的顆粒物，都是濃度越高危害越大，不可能出現‘濃度越高反而危害越小’的結論。”

北京減排，要先控制哪一類污染呢？郭教授認為，“最容易想到的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但排放量最大的不一定是健康影響最大的。”

他以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噁英為例加以說明：“各國都制定了垃圾焚燒的排放標準，其中二噁英在有排放限值的污染物中，是排放量最小的，但是老百姓最關心二噁英，因為它毒性最大，健康影響最大。所以，我們首要控制的不一定是排放量最大的污染物。這個理念應用到大氣污染防治上，即優先控制健康影響最大的污染物。”

郭教授還感嘆：“我國人口眾多，要在短期內把空氣質量治理到發達國家的水平，還有難度。在這種國情下，優先做什么很重要。從經濟和保護健康的效果出發，優先控制健康影響最大的污染物，會事半功倍。當然找出健康影響最大的污染物難度要大很多，但這是今后長期治理的趨勢。”

郭教授曾經做過的“北京城區和郊區空氣污染健康影響的比較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研究對象人群是從空氣污染濃度高的地方移到濃度低的地方，很多指標的變化反而更明顯了。他說：“不能光拿濃度說事兒，因為顆粒物的成分差別太大了。現在，我們的污染水平還比較高，要先降低濃度。北京先控制燃煤污染，是因為觀察到燃煤污染對健康損害的貢獻很大。現在北京通過煤改氣，燃煤占的比例只在3%。北京接下來的治理重點將是機動車尾氣。”

郭教授曾經在“機動車尾氣對健康影響的評價技術研究”中發現，汽車所產生的空氣污染物和噪聲都會單獨影響人體的心肺功能，而且會相互增強彼此的有害作用，簡單說就是1+1大于2。

郭教授說，噪聲也會引起心血管疾病，其危害是確定無疑的。他曾經帶著學生志愿者做過相關實驗。“先在污染小的公園里測量心血管風險指標；然后在交通樞紐測量相同指標。當年，北京的長途汽車站是半封閉的，郊區車多以柴油車為主，空氣污染比較嚴重，噪聲也大。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噪聲單獨對心血管系統有影響，污染物也單獨對其有影響。把高噪聲和低噪聲分開來分析，在高噪聲環境中，空氣污染物的影響更明顯。”

郭教授還透露，他們以地鐵的室內空氣中的黑碳為指標，發現在正常情況下（非高峰期，即人為帶來污染比較小時），室外大氣污染對地鐵里PM2.5的貢獻占20%至60%，也就是說污染最大時有六成的PM2.5來自外邊。他建議地鐵在空氣交換需要引入外部大氣時，應注意對顆粒物等污染物采取過濾措施。

灰霾天里，大家最應該關心的事情是如何保護自己。對此，郭教授強調，老弱病幼等特定人群更應該注意防護。他解釋：“環境與健康和職業與健康不一樣。后者關注的是職業人群，是成年的相對健康的人群；而環境與健康關注的除了這些人群，還包括老弱病幼、孕婦及胎兒。在同樣情況下，易感人群更應該特別關注大氣污染的影響。我們不主張易感人群在污染嚴重時出門活動。大氣污染預報會提醒老弱病幼等減少戶外活動，出門做好防護。”

當談及向公眾普及污染防護知識時，郭教授說：“我們要客觀地向公眾傳遞大氣污染的知識。公眾不要大無畏，在大氣重度污染時還出去打太極拳；但也不要過度焦慮、敏感。空氣污染不可能明天就消失，治理有個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好防護。比如污染嚴重時避免外出就可以減少很多風險，外出時戴口罩，沒有高級口罩，戴個簡單的口罩也總比不戴強。”

郭教授還對時下一些商家的過度宣傳頗有微詞，他認為一些商業宣傳過了頭，有失社會公平。“這些商家宣傳戴口罩必須戴高級的，其實本來簡單防護就可以了。不管新風、凈化器還是口罩，要做得既環保又便宜，讓絕大多數人都用得起。如果商家只是追求高利潤，只是追求服務于高端人群，那么政府不應該鼓勵這種行為，這對整個社會而言不公平。媒體，也不應該助長這種不良之風。”

（鄭挺穎、葉曉婷對本文亦有貢獻）